好院长马健翎 我们永远怀念您 段林菊 时光流逝的真快呀!10月18日是敬爱的马健翎院长的祭日，他离开我们整整43年了！他对民族文化无比眷恋，创造了秦腔事业的辉煌，留下了丰硕的艺术成果和精神财富；他对年轻人像慈父般的关爱，造就了大批的艺术人才……43年来，马院长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点滴往事，时时萦怀。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新剧目层出不穷，一天演两三场戏，晚上演完戏再接着苦战到天明。此时正值团上赶排为春节推出的新剧目大型现代戏《两颗铃》，马健翎院长、黄俊耀副院长亲自带领主创人员，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在排练场苦战。我在剧中扮演的田惠玲有一场让丈夫去投案自首的戏，我演得温柔有余、刚强不足，戏总是冲不上去，马院长看得十分着急，亲自上场示范，他睁着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向我一步一步地逼来，我胆怯的步步后退，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冷不防，他一把将我推了个趔趄，倒在地上，他说：“夫妻间儿女情长，但在敌与我、生与死的大是大非面前，田惠玲要刚毅果断，绝不能再缠缠绵绵，要有一种大义灭亲的精神。”他示范时十分投入和激情，那入木三分的表演，永远印在我的脑海! 1957年除夕夜，眉户现代戏《高山流水》彩排完后，马院长对剧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彻夜未眠。天蒙蒙亮，就把我和阎更平老师及任维成等叫醒，突击念词、改戏，鏊战了一天。初一晚上，修改后的《高山流水》正式和观众见面了。演出结束后，马院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我说：你的词改得最多，真替你捏了一把汗，总算浑全的下来了。就这样，我们和马院长共同渡过了1958年那个非同寻常的春节。 马院长胸怀宽广，平易近人，常和一团的男女老少盘腿而坐拉家常、论事业、问寒叙暖。大家都愿意和他亲近。他非常爱惜人才，只要在艺术上有点才干的人，就得到他的器重和关爱。一天晚上，我实在是困极了，席地而坐，爬在凳子上就呼呼地睡着了，有的同志急忙跑到我身边要叫醒我，被马院长阻止道：“不要叫，娃太困了，让她睡一会儿吧，”他脱下皮大衣轻轻给我盖上，当我觉得身上暖烘烘时，猛然醒来，发觉盖的是马院长的皮大衣，我愣了，望着院长寒冷中更显瘦弱的身子，什么话也不会说了……一团的著名演员任哲中演戏享誉大西北，马院长对他情有独钟，曾说：唱旦角的能把戏唱红火，但唱生角的哲中 一本《周仁回府》，竟然让观众从南大街剧场售票处一直把队排到西木头市买票，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了不得，稀罕呀!在国家困难时期，任老师曾亲自对我说，马院长看我家庭困难，每月都给我20元或30元钱，还再三叮咛，不要在外面讲。马院长平日生活十分节俭，从不乱化钱，摆排场，但他对公益事业，对下级，对同志，对群众，却总是慷慨解囊，从不吝惜!一团的老艺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饱受坎坷苦难，社会地位卑微，解放后才获得了新生，遇上马院长这样的好领导，他们由衷地感到若不努力工作就对不起党，对不起好院长马健翎。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产生了无穷的凝聚力和积极性。 马院长对别人总是细致入微，而对自己生活上则马马虎虎，极其简朴，尤其是在中年失去心爱的妻子杜芬茹同志后，更是不修边幅，虽说组织上安排人料理他的生活，但毕竟是男同志，难免有疏忽之处，常看到他衣服不洁，房中杂乱，一次一团团长王群定把当时担任一团青年演员队副队长的我叫去，让给马院长收拾收拾，我把女同志召集起来，抗敌、明琳、彩凤……洗的洗，擦的擦，一会儿就把房子打扫得整整齐齐，被子单子洗得干干净净，马院长一看高兴极了，直夸一团的女孩子淳朴、能干、团结。 在马院长的床头前挂了一幅雁塔牌的白布帘子，年久未洗，已变成黄色了，我正准备取下来，却被马院长挡住了，深情地说：“这是杜同志(马院长一直这样称呼他的爱人)生前睡的地方，病重时，为了减少对她的打扰，专门挂了这副布帘子，让它保持原貌吧，留作纪念！”这幅变了色的布帘，伴随院长走完了他的人生。 冬季，马院长身上常穿一件黑绸子背心，由于穿得太久，磨得黑明，棉絮板结得很硬，无意中我给母亲说了。谁知听者有心，过了几天后我回到家，母亲拿着一件做好的棉背心说：“本想给马院长做一件新的，可没布票啦，只好用旧衣服拼起来，洗得干干净净，用颜料染得蓝蓝的，只要他不嫌弃，保证暖暖和和，把身上那件换下来我给他拆洗干净，两件换着穿!”我在送这件背心的路上心里还忐忑不安，怕院长嫌弃。没想到院长穿上挺高兴，连声说道：“合适合适，你妈是个实在人，扣钉得结实，我看衣服穿烂都掉不了，厚厚实实，暖和暖和！”这件不起眼的背心，让马院长心里过意不去，要到我家向我母亲表示谢意。当他踏进房门，一眼看清了我家的贫寒境况，临行时执意放下50元钱，我母亲再三推辞，他坚持留下说：“给菊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事后，母亲感激地说：“院长的情咱领了，你用这钱扯一件质量好的料子，我重新给院长再做一件。”使人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新背心还未来得及做，他就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忙…… 那时，我们参加了收麦子、拔棉花杆、戈壁滩挖渠、大练钢铁等许多社会活动，我虽体弱，却也不甘落后，终于不堪重负，病倒了。经医院诊断是肝炎，那时我才20出头，对肝病的危害性缺乏足够认识，把病置之脑后，排练、演出照常参加。59年，省委决定组织“陕西省巡回演出团”，我被借调到原三团突击排练碗碗腔《白玉瑱》一剧，扮演尚飞琼。9月周总理来陕视察时《白玉瑱》为总理演出，接着又开始了全国十三省市巡回演出，半年后回来，病情更加严重，肝大四指脾大两指，经医院和军大专家会诊，初步诊断为“早期肝硬化”。我偷看病历后知道了真象，又听传说“这娃最多能活十年”，我陷入在一种极度痛苦中，情绪一落千丈，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个不停。省上领导对我的病情十分关切，为保证治疗，省长李启明指示，停止一切演出，离开西安到长安常宁宫疗养，开始和彩凤在一起，彩凤身体恢复后，就剩我一个人。马院长怕我孤单，让我搬到他的生活基地鱼堡头，和患肺病的李应真一起养病。 难忘1961年在鱼堡头住处养病的日子里马院长对我的关怀教诲，这使我终生受益。 马院长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病对你们是件坏事，但你们要创造条件将坏事变成好事，要珍惜、利用时间，好好的学习，千万不可荒废。梅兰芳大师，外国人称他为梅博士，不仅因为他是戏剧艺术专家，还由于他有渊博的知识，文字很见功力，书法、国画都有很高的造诣。你们要向这个方向努力，相信你们素质全面提高后会创造出光彩照人的角色的，精神也会愉快起来，病自然而然会好的，这不是将祸变成福了吗？在马院长的鼓励下，我和应真除了每日坚持练体力能支撑的腰、腿、圆场等功，还练习写大字，由马院长批改，写的好还给画红圈。 养病中我们都坚持写日记，看书，聆听马院长讲文学，讲戏剧，谈时事，谈论做人的道理……马院长还亲自给我们讲课，讲了很多诗词及古文观止中的文章，有《陋室铭》、《桃花源记》、《陈情表》、《秋声赋》、 《阿房宫赋》、《前后出师表》等。讲《阿房宫赋》时，他让我们特别注意它的开头及结尾：开头十分精练，只用十二个字“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就说明了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用尽蜀山木材建造了一座阿房宫，结尾更是精彩深刻，很富有哲理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他说：不热爱人民，注定是要失败的，历史的教训不吸取、不借鉴，悲剧就会重演。在讲李密写的《陈情表》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时，他情感充沛，念得是有情有意。院长说：“文章没有追求文字的华丽，而是真切的感情，故能打动人的心，让我们为之悲戚、哀伤，真是千古祭文之绝唱。一篇好文章能达到这种境地，可以说是高峰了。演戏是同一道理，你们的力量能把观众都调动起来，你哭他也哭、你笑他也笑，那你就成功了！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你们下大功夫，去钻研琢磨戏剧的深奥，不断提高基本功的功力。”在他的引导下，我阅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及《白夜》、《贵族之家》、《母亲》、《梅兰芳舞台生涯四十年》、普希金和契柯夫的系列著作，那是我一生看书最多的一段光阴。 我和应真在“品字窑”养病时相处得很好，应真同志有很多优点，她诚恳、泼辣、热情，待人像一盆火似的。我那时病体瘦弱，却长了一头浓发，洗时感到吃力，应真常帮我冲洗梳理。但生活中难免有碰磕，也闹过别扭，院长发现了，就找我俩谈话。他说：“发生矛盾不奇怪，要化解，不要钻牛角，你们和亲姐妹一样，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呢？”他顺手递给我一本《共产党宣言》，我不解的愣住了，他接着说：“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友谊是多么的诚挚和伟大呀!”捧着书我嘀咕，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物咋敢和世界上的伟人比呢？院长笑着说，你们是很渺小，但道理却是一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一起奋斗，你俩不也是为了党的文艺事业在共同奋斗吗？你们要互勉互励，建立革命同志间的友谊。 这本《共产党宣言》常在马院长的枕旁放着，他经常翻阅，重要部分，用红铅笔画的杠杠圈圈，内页的两旁题有他用刚劲的笔锋写下的批注语：“一个响彻云霄的口号！”“无产阶级伟大的感情，伟大的胸怀!”等等。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本书竟成了马院长留给我最后的纪念！它随我度过了十年浩劫，又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岁月。四十多年来，我常常翻阅他那珍贵的笔迹，籍以寄托我的思念之情！ 马院长在谈到戏剧的改革时说：中国戏曲常常是精华和糟粕并存，我们必须摒弃糟粕，取其精华。《游龟山》中“藏舟”一折就很典型，过去好多演员讨好观众，在舞台上乱发挥，演得酸溜溜的，这种演法把纯洁的爱情歪曲糟蹋了。所以在改编“藏舟”时突出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患难中相知相遇，通过事件的推进而认识对方，最后达到相爱，他们的爱情是有思想基础的。 我看元曲关汉卿《窦娥冤》原著时，张驴儿和他父亲一同寄居在蔡婆婆家，马院长改编时把驴儿的父亲改成了母亲，我不明白院长的意图，就请教他。他说：“舞台同时出现两对鳏寡、两老两少，并且驴儿和他父亲同时调戏窦娥和蔡婆婆，这对蔡婆婆的形象是个损害，况且驴儿的行为，完全可以完成对窦娥的陷害，造成人世间的奇冤大案！舞台要净化，污浊的东西我们必须剔除，这就是我把张父改成张母的想法。” 1962年马院长一直在酝酿《春秋笔》一剧的改编。于63年春细则提纲全部脱稿，脱稿后的当天他非常高兴和激动，滔滔不绝谈论着他改编《春秋笔》的初衷。他说他幼年就喜欢看戏，多次看山西梆子演此剧，演须生的演员把吴承恩演活了，让他始终忘不了。吴承恩是为救主而舍性命的，是应当肯定的。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当继承和发掘……当我们翘首盼马院长新作问世的时候，从最高领导层刮来了一股冷风，所有的古典戏都被禁锢了，马院长潜心研究改编的《春秋笔》也就胎死腹中了！ 1955年，我院的社教已经开始了，空气越来越紧张。厄运降临，“社教组”通知院长离开鱼堡头生活基地搬回剧院，虽说没有明确宣布隔离，实际他的行动是受到了限制 （活动区就是他的卧室及外面的小会议室)。往来的人稀疏，院长很孤单。在他逝世前一个周六，我去探望。几天未见，他消瘦了许多，我凝视着他不知该用什么话去安慰他，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但多次对我欲言又止，使人感觉到他心中的隐痛，他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共产党人，有天大的委屈和冤枉都不会随便说的。最后，马院长在《陕西日报》的顶端用铅笔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它竟成了敬爱的院长的临终遗言！从那风风雨雨的年代开始，做事做人我都把它当做人生的座右铭，时刻牢记他的谆谆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