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举办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研讨会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斌主持了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著名评论家肖云儒、李星、畅广元、王小康、孙豹隐、晓雷、孙见喜、杨云峰等专家及《西京故事》的主创人员，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农民工、大学生、戏迷共聚一堂，探讨了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在观众群中引发的心灵震撼。以下为部分专家的发言摘要（根据录音整理）。
陈忠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
看陈彦的《西京故事》，是我10多年来先后看他的第５部戏。作为《西京故事》较早的一个观众，我看了后确实感慨甚多，当时在舞台上给演员说几句话，还激动得语无伦次。陈彦的戏剧创作可说的话题很多，我说三点：
一、《西京故事》给我最直接的感觉是与我们的生活完全同步，看舞台上那些人物戏剧化的生活，你就在一瞬间会有些恍惚，好象就是我们西安街头的生活。生活矛盾、生活世象都在这个戏里得到了典型的生活化的，或者说既是生活化的又是艺术化了的舞台表演。看戏过程的直感，就是逼近而又逼真，似乎我也在这一群农民工、市民的生活氛围里出入过。有两点很难得：一是陈彦对当代生活的敏感非常难得。对不断发展着出现着的生活矛盾，他能很快集中成一个艺术形象，而且能得到观众的认可，连我这个老观众都感动得泪流不止。尽管我不会写戏，但对写作感同身受，太不容易了。对于生活保有高度敏感和集中的能力并进行艺术化的概括，对于一个剧作家来说，可能是一个决定创造、发展的关键性东西。另一点是，进入80年代以来，当代戏剧界和整个文化界一样，世界上各种流派各种现代派戏剧表演形式，都流入我国，我也曾在北京人艺小舞台看过一部戏，从头到尾看不懂，更不要说感动了。我想可能我已经落后得很远了。还看过一个台湾来的戏，人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也看不懂。我不敢非议人家，人家也有他的观众，在这一点上，我感觉陈彦依然能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创作的四部现代戏不仅用的是我们最本真的现实主义，而且，让人看到现实主义未必落后，未必不合时宜。从《留下真情》到《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再到《西京故事》，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他不仅承继了现实主义戏剧的传统，而且焕发了活力和魅力，这是这位剧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一个很好的贡献。这四部都是当代生活，也都是与生活同步发展的。
第二点，陈彦通过《西京故事》又塑造了一个农民形象。我且不说他典型不典型，但这个农民确实感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以计数的观众。一个真实的传统的又现代的人，他有传统美德，从现代道德上来看，他也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作者把罗天福置在社会矛盾之中，社会矛盾影响到他的家庭，引起了家庭矛盾，两个孩子截然不同。在几乎造成罗天福生存信仰发生重大挫伤之时，显现出了一个中国传统农民的美德。我看戏时就联想到《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都是社会底层，雪梅是城市生活底层，罗天福是我们几亿从农村进城的农民工的一个。我们能接触的文学作品，多是描写农民身上残存的卑琐的东西，落后的东西，而《西京故事》的这个农民，进了城打烧饼，保持着我们民族最基本也是最美好的道德情感，而集中在他家的矛盾，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尤其是两个孩子进城后面对社会的种种诱惑，包括婚姻、恋爱、家庭、物质欲望的描写，说明现代社会的矛盾已经冲击到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冲击到最底层的打工农民家庭中。这个矛盾的代表性不是个别的偶发的偶然的现象，而是普遍性的矛盾，甚至不局限在农民家庭，就我所意识到的，城市家庭不仅工薪阶层，还有知识分子家庭，也面临着罗天福这种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这不光是农民工的问题。这个戏不是仅仅写了一个农民工，为农民工发出了呼吁，感动了很多人，而是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会引起心灵呼应的戏。这个农民不象我们过去创作的文学典型，即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一个乡民，没有改山移河或者别的重大建树的人物，就是一个为了生存，为了给儿子有一个好的前途，改善自己生活而从乡下走进城市、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农民。能够从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尖锐的家庭冲突中坚守一种道德，这应该是我们心灵最基本、最应坚持的道德审美，我看时都能感受到启迪，而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农民。
第三点，我看过陈彦几部现实主义创作，当代生活的四部戏，前边看也就一部一部看了，这一次看，我突然意识到，陈彦这个年龄的人，搞戏剧创作，能在今天各种艺术流派纷呈的艺术界，专注于追求人性、人格的大美，而且将专注集中于社会底层的城市市民和乡村农民，能专注于人性大美的抒写，这个现象值得研究。
当今文学艺术界，各种流派五彩纷呈，作家们各有自己面对生活的姿态和角度，看取历史、现实的什么一点，一个什么角度，各种各样。从这四部戏的创作我看到，陈彦一直专注于底层社会，当然还有知识分子家庭，专注于这些精神大美的探寻，都涉及到城乡普遍百姓共同的追求，把戏剧艺术的背景放在当代生活的种种矛盾中展开，坚守人性和人格的大美，成为这几部戏塑造人物最主要的支点，而且四部戏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不是一般的成功，这个经验值得总结。陈彦创作的这种取向、姿态、自觉是否称得上“陈彦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刚才说要总结戏曲研究院的经验，那是刘部长的工作，我作为一个作家朋友，深感陈彦的创作现象应该是搞戏剧理论研究的人好好总结研究的，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一定会有所启迪。
贾平凹 （陕西省作协主席、作家）（书面发言）
我看过陈彦写的几部大戏，这部《西京故事》最为感人。这部戏给人的思考比较多，但突出的有两点，一个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民族精神；再一个是如何对待底层百姓。陈彦的情感倾向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作家的良知，良知不泯，一切希望就不会破灭。《西京故事》提出了“富二代”和“贫二代”的问题，这是这个戏提出的尖锐问题，让我想起古人的两句话，一句话是“自古将相出寒门”，另一句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现实社会问题远比这两句古语复杂。这个戏写出了这种复杂性，所以就有了看头。戏里的几个年轻人都写得比较饱满，没有戏曲过去那种单一化、类型化、扁平化的东西。总之，这个戏思考的问题很多，有农民工问题，城市问题，教育问题，文化根基问题等等，能看到陈彦在创作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李东桥演的那个打烧饼的农民工一家人，辛辛苦苦供养两个孩子，仅仅是要他们活得跟城里人一样吗？如果他们有钱了，会不会也像房东一家人那样？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质量，能看出来陈彦十分忧虑。
这个戏编得好，导得好，演得也好，这是陕西文艺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我建议把这个成果向社会推荐，向年轻一代推荐。戏曲我看的不多，但能有如此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作品应该珍惜，创作者应该受到尊重。
戏曲来源于大众，应该始终不忘为大众服务，戏曲研究院的可贵在于始终坚持演出，坚持低票价，坚持向农民工赠票，这在艺术日益市场化的今天，不但可贵而且令人钦佩。我因出差在外，不能到会祝贺，特致函。
肖云儒（陕西省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
今天研究陈彦现象，我感觉陈彦三部戏从内容上来讲：一是执着地写底层，二是执着地写民众的道德光彩，另外，写大爱。与前两部相比，《西京故事》又有不同的地方，《迟开的玫瑰》是写担当，写感情和道德的担当，大姐把担子扛起来，这是民族美德之一；《大树西迁》是写理想与奉献，由事业西迁到精神西迁到感情西迁，《西京故事》深了一个层次，它不仅是我们看到的写农民工进城，这只是一个历史现象，它写的是农民工进城之后的人格建构问题，这才是这个戏最深层的东西。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变了，罗教师在农村是很有尊严的，农村人对知识分子对先生的崇拜是无以复加的，他到城里一下子失重了，连房东那样的市民都瞧不起他，他的人格尊严受到极大地摧毁。罗教师的内心就这样一下子揭开了，陷入了对自我价值判断的撕裂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罗教师以自强自立的精神，在生存中重建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我认为这个戏是写尊严的，它告诉我们农民工进城最需要的不是接济，当然物质赞助也需要，但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以尊严、以认同，城市要接纳他们，给他们和市民一样的同等待遇。连那么典型的市民房东都那么歧视我们的罗老师，这种失重到了什么程度？这个戏抓住了这点，打开了农民工的心理，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最本质的状态，这是历史进程中精神变迁，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中的种种道德问题，感情问题，尊严问题，这就比较深刻了。罗老师失去尊严的苦恼，儿子也要尊严，他年轻好激动，是有道理的。这就是我对这个戏的理解。它由于抓住了这样的意蕴，所以它直奔心灵，打开心灵，把历史变迁转化为了人格建构。
第二个我想谈的是戏曲研究院，陈彦可以说是戏曲研究院的当下阶段。陕西秦腔由古典向现代转化中有三个标志性阶段：一个是易俗社阶段。知识分子介入地方戏曲，孙仁玉、高培支这一批辛亥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介入，极大地改造了秦腔，他们用新文化融入古典秦腔，所以易俗社很快在全国打响；第二个阶段是民众剧团阶段，以马健翎为首的知识分子介入秦腔，它有跟易俗社相同的特点，同样是用革命文化提升和改造秦腔，马健翎是北大的学生。我个人认为第三个阶段，就是当下的研究院阶段，用现代文化提升秦腔的阶段。这就是用新文化融入古典秦腔的易俗社阶段，用革命文化引领秦腔的民众剧团阶段和用现代文化提升秦腔的戏曲研究院阶段。应该说陈彦、李梅、东桥等等方方面面的人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那么这三个阶段体现出什么样的共同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永远用一种文化的新因子来观察社会表现社会，这是这三个阶段共有的：移风易俗在百年前或者八九十年前融入秦腔是何等的不容易，然后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魂》《血泪仇》这些革命文化融入，最后现在我们这些戏的融入。它首先就是用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最新的思想元素介入秦腔，观察生活，并且进入戏曲舞台程式。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第二，它是坚持原创的现代创作。易俗社就搞移风易俗的小戏，然后就到了《血泪仇》《中国魂》的创作，也是原创，不是从小说改编的。现在陈彦为代表的这个群体也是这样，陈彦的四、五个戏都是原创，没有一个是从小说里移植过来的，因为那不是他的体验。陈彦作为一个作家，他最重视、最珍惜的是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的体验，不愿借助于别人的体验，这是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坚持原创，坚持现代剧是戏曲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不是音乐变革，不是表演技巧的变革，那都是由内容的变迁带来的各种变革，它最终的变革是内容的变革，也就是你要反映现代生活，你要原创现代生活。
第三个特点，也是近百年来秦腔三个阶段共同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总在关注民间的美，关注民俗的大美，它也反思，其实陈彦的作品中有很多反思得很深刻的东西，他会用一种思想家和文学、思想的坐标来介入生活，关注民间的民族的大美，把这种大美提炼出来让她闪光，所以在这种提炼大美的过程中间必然要反思很多现象。陈彦的每一个戏里面都有跟一号人物构成矛盾、构成差异的人物，在这种人物中社会的信息量其实很大，他饱含着陈彦对这个当代生活的反思和忧虑，因此比较厚重。
最后，陈彦能够集中当时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最精粹的成果融入我们的戏曲。包括最先进的艺术成果，现代科学成果，包括把查导请来，寻找一种最先进的艺术水准，最先进的科技水准，最先进的音乐水准，所以他的革新既保留秦腔的传统特点，也的确会引发争议——这个争议一定要有，因为秦腔要前进，也许这个过程中会有失误，但是前进总是好事。这是我对整个秦腔在近百年历史阶段的三个群体，以及一些主要特征的个人认识，供大家批评吧。
王小康 （陕西省文化厅原副厅长、剧作家）：
我觉得在多元艺术情况下坚持主流价值观，是陈彦这几个剧本的主要特点。在最早《迟开的玫瑰》讨论时，发生过一场争论，这个争论不是艺术表现形式的争论，而是价值观的争论：乔雪梅作为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青年，舍弃上学的机会去承担家庭的重担值不值得？年龄大的人可能还能接受这样的价值观，那么年轻人能不能接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能不能接受？后来到大学去演出，反映非常强烈，证明陈彦坚持这个主流价值观，在观众中，在青年中，在知识分子中是得到认同的。他表达主流价值观的手法，不是最能体现的英模形象，他选的都是平凡人，而且这个人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是无私奉献，像乔雪梅很无奈，但她担当起了这样的重任。包括《大树西迁》的孟冰茜也是这样，包括这个罗天福，也不是一个英模人物，但是从他们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挖掘出来的这种最真实、最本真的优秀品质，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观的体现，比如罗天福的诚实劳动，孟冰茜和乔雪梅的担当，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陈彦坚持的这种价值观很可贵，现在在艺术创作上多元多样，有时候确实给我们很多的疑惑，戏剧舞台还稍微好一点，特别是电视剧表现比较突出。电视剧进入市场以后就是为了挣钱，好多剧作家转行做电视剧就是赚钱，什么弘扬主流价值观，弘扬主旋律，已经不考虑了。这就是开始陈彦讲的担当的问题，作家艺术家剧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是看这部戏以后给人最突出的感觉。
畅广元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评论家）：
我 谈两个观点。第一点，从陈彦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和《西京故事》来看，我感觉到，或者我已经意识到，在我国戏曲舞台上，出现了一种值得我们思想史的专家来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一次再启蒙，从五四时期我们国家就开始启蒙，现代意识的启蒙，这种启蒙一个核心的价值思想主要就是个性解放，个性张扬，认识自我，实现自我，30年代左翼文化崛起、繁荣，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把人完全集体化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人的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在文化上体现得越来越突出，但是正像今天人们看到的我们的精神危机一样，这种不扎根在民族文化传统上的、简单搬用西方文化的、以张扬个性为价值取向的启蒙遇到了危机，其实《西京故事》讲述的这个家庭矛盾，姐弟之间的矛盾，恰恰就是这种危机的展现。为什么说它是再一次启蒙呢，中国人要具有现代性的品格，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西方文化的所谓个性解放的层面上，当然并不否定这个东西，面对封建专制文化，需要一种个性解放，但是仅仅追求这种个性解放，而忽视一种更具有人的价值追求的传统的历史的东西，这就是很危险的，这个戏所展示的价值矛盾就是这个问题。刚才陈彦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他说他的戏剧创作是一种建设性的戏剧创作，建设什么？他说他在戏曲研究院门口看到来来往往的农民工，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靠双手的诚实劳动恰恰正是我们今天社会丧失了的东西，大家都有生活感受，大学生入学以后，很少把精力放在刻苦学习上，而是忧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因而就极力寻找并建构自己未来的人际关系，他们丧失的是什么东西？不是丧失了自我，独生子女不容易丧失自我，就是不知道自我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去建构自己的人生，从陈彦《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到《西京故事》，揭示的正如他所说，不是英雄人物，是普通人，普通人身上延续了几千年文化的传统美德，把五四以来的这种启蒙和几千年文化积淀下来的这种美德结合起来，很可能走出我们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走出我们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特色，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彦的几部戏都很有意义。因此我不同意仅仅从剧本涉及的大学生、农民工题材这个层面来谈，而更应该宏观地看，看我们的文化从五四以来走到现在处在一种什么状态，看当前我们国人的精神品格到底缺少什么。从理论上我们并不缺少西方文化的那些东西，我们少的是对民族真正文化精神的理解，就是儒家所说的，由文见之治到德性之治，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得都美得很，但是由文见之治到德性之治还难着呢，所以我确实感到这部戏是一次再启蒙，是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上的再启蒙，要让我们已经觉醒了的、有了自我价值追求的年轻一代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应该去向何处，这是这出戏的价值。
第二点，戏曲研究院了不起，首先，他们有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真得很不简单，现在很多作家艺术家很少有所谓的文化担当，文化担当不是空话，是要有东西来支撑的，体现在戏曲研究院就是把艺术生命化，把艺术生命化了才能自觉地承担这种文化担当。通过观看陈彦的剧本，我感到他有两个特点：1、戏曲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不是院长而是戏，戏才是他生命的标志，他能下功夫在那里精心地修改，他真的能虚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认真地修改，这就是艺术生命化了，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李东桥也一样，不是在用情感唱戏，而是用生命唱戏，他对人物，对角色有一种深切的生命体验，之后再唱，他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一举手一抬足，能让人感觉到他对人物生命的那种体验，非常真实，非常到位。一个艺术家如果把艺术生命化了，他对文化的担当便是一种自觉，现在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界少的就是这种把艺术生命化了的文化担当意识，多的是争名夺利，是拿这奖拿那奖，少的是戏曲研究院这种意识，正是因为此，戏曲研究院才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才可能组织好一个非常健康的艺术创作队伍。戏曲研究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思考，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在感动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些问题。
李星（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文艺评论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研究院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是《梁秋燕》，时隔五六十年以后，《西京故事》将成为继《梁秋燕》之后走向更广大普通观众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艺术成果。三点，第一是贴近底层，贴近民众，而且关注了现实热点的、大众关注的问题，类似于农民工问题，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农二代、富二代问题，富人的道德问题，房子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等等当前社会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步地进入这部作品中，当然它有的是以一种符号进入的，但都大量地融入了这部作品的戏剧冲突之中，这部作品能这样热切地、同步地与现实贴近，对于秦腔这样一种古老的戏曲剧种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第二，这个戏写的几个人物很生动。我父亲1993年就不在了，但是我总是从罗天福这个人身上想到了我父亲，由他受的苦想到我父亲受的苦，我觉得这种戏剧效果是陈彦还有查导演、李东桥都没想到的，我觉得这是个伟大的父亲形象，写最平凡的最伟大的父亲形象是《西京故事》最站得住的、最有生命力的，最能唤醒人内心的激情、情感的一个点，其他人物也很好，罗甲秀我也很喜欢，罗甲秀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儿，是一个不愧于罗天福这个父亲的女儿，是一个无愧于当代的青年大学生、我们农民工后代的女儿，她最动人之处不光在勤工俭学捡垃圾，为她父亲着想，而是当她弟弟和金锁打架的时候，她说金锁就是个好娃，她真是一个神啊，她对富二代很理解，能从他的毛病中看到这个娃很纯洁，是社会污染坏了，这娃本身很纯洁，这是很感人的一个点。那天省电视台来采访我，他们说，李老师你感动的是这一点细节，我们感动的是他们一家人在数钱时挑出烂票子，他妈说不要把烂钱给人家，这个戏好多细节打动人，是最厉害的。不光是罗甲秀形象，富二代金锁的形象也很了不起，尽管身上有很多毛病，但这个娃内心向善的一面，包括追求罗甲秀，实际就是向善的，爱美的，我觉得陈彦给富二代平了反，社会上媒体都煽惑的好像富二代都坏得不得了，陈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高于媒体的。还有农二代，就是罗甲成的形象也都很成功。第三，虽然这个戏写了现实的生活，但是可以超越现实，在精神上超越，借用康德的话，这也是温家宝总理最爱说的话，人最畏惧的两件事：一是仰望星空，二是面对自己内心的道德力量，这实际就是人的身心，畏惧天谴，畏惧自己良心的谴责，陈彦在这部作品中写出了人的身心，不光是牺牲、奉献、理解，还有人的尊严。这个戏写人性写出了人的神性，人的精神性、超越性，人的一些很高贵的东西，并通过导演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性。我看了就觉得劳动很伟大，劳动伟大从上世纪50年代解放初一直唱到现在，结果现在陈彦把这种恒常伦理放在普通人身上表现出来，就像罗甲秀说金锁这娃就是个好娃，这就是人的神性，陈彦把这些东西弄出来了，包括唐槐，以及反复出现的秦腔主题歌这样一些艺术象征。
陕西地方戏曲皮影、秦腔一直熏陶我的艺术创作，从小五、六岁时就爱看皮影，爱看秦腔，这些培养了我最基础的艺术细胞。我对李东桥佩服得不得了，我看他演的《千古一帝》，还有《杜甫》，这次看这个戏，觉得李东桥演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让我很亲近，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
刘宽忍 （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
今天下午各位专家、学生代表、农民工代表从方方面面都谈了感受，我听了深受感动。我说三点：第一，祝贺陈彦为代表的戏曲研究院班子、《西京故事》创作和演出团队取得巨大成功。《西京故事》的成功确实是陕西文化界一大盛事，从各方面反映都特别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省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悦，主管文化的副省长 郑小明同志等，据我所知还有很多领导看了这个戏后都十分赞赏，用“好评如潮”四个字形容言之不过。说起容易做起难。这个戏的成功确实是戏曲研究院陈彦班子带得好，创作团队演员演得好，包括査导对陕西文化支持很大。《西京故事》的成功得益于上面的支持，刘斌部长各个方面牵线邀请领导，得益于戏曲研究院院班子的领导，得益于创作团队，以李东桥为首的演员团队，得益于音乐团队，得益于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第二，感谢以胡部长为首的省委宣传部的支持，牵头请了各位专家和方方面面的朋友来参加座谈会。有了省委宣传部的支持，有了这样坚强的体制作后盾，一切就好办了。省委宣传部前几年就从经济、体制、制度上支持戏曲研究院。如果没有这样坚强的后盾，研究院也很难取得今天的成功。感谢省委领导、省委宣传部领导，领导从体制提供了支持。感谢在座的各位专家，专家智囊团的每个建议对编剧、演员等也很重要。没有大家的智慧，我们也很难成功。这个戏能在全省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像杨云峰老师所说，这个戏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非同一般，写得很深。我认为这部戏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作品，能够打动每一个观众。会后，希望戏曲研究院吸取专家的意见，在宣传部领导下，继续打造好这部戏，将《西京故事》打造得更好。这次文化厅很重视，从余厅长到厅里振兴办等各部门，都全力以赴，上下齐心，要把这个戏搞得更好。这个戏将成为近年来陕西文化领域舞台表演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咱们要把这个戏推得更远，拿出资金，推到校园、社区。这可以说是陕西文化界近年来最大的喜事，让我们再接再厉，让这个戏更上一层楼。
这个戏的成功取决于作者敏感的文化洞察力，深邃的思想性，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担当，另外表演、乐队等也非常重要，像曹团长演得大文人，其他农民工，即使是龙套的角色人物形象都很好，美得很。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演得非常精彩。真如畅老师所说是用生命在演绎。希望这个戏在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一道让这个戏走得更远，飞得更高，让更多人来观看。
刘斌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开得非常好。陈彦院长、查导讲了创作的体会，各位专家、学者对剧作也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剖析，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几位农民工朋友、戏迷、大学生代表都讲了很好的意见，对这个戏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是一致的。3月12日，娄省长、郑省长观看了戏后，娄省长当天晚上就给李长春同志写了封亲笔信，3月18日李长春同志办公室打来电话，对这部戏给予了高度重视。明天，文化部艺术司董伟司长和中国剧协季国平书记专门来看这个戏。
我看了娄省长给长春同志的信也很感动，他讲：“我来陕西工作半年多了，今天晚上去看陕西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我感到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报告的戏剧，是现实励志向上的好作品。它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唱出了时代的烙印，唱出了心底的反思和心灵的碰撞，唱出了民族的根和不弯的脊梁。唱出了受过的创伤和自愈的力量，唱出了社会管理正在符合人民的期望。秦腔能将矛盾冲突体现得淋漓酣畅。我流泪了，随剧情起伏感到坚强！我也是从农村到城市，靠自强不息实现科学力量，能感受到这种心底的冲突和坚强；我当过民办教师和乡领导，也能深刻体会到父辈的责任和力量。这部戏一定能够教育人，鼓舞人！初演几场，场场爆满，许多年轻人热泪盈眶。谢幕后，人们久久不愿离去，长时间站立鼓掌。这是秦腔的厚重，是时代精神的力量。”
这部戏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领导的重视，应该说这几年是不多见的。我现在再讲几点意见：
第一，结合《西京故事》创作排演的成功做法，认真总结探讨新形势下文艺精品生产创作的经验，这是胡部长交给我们的一项任务。通过《西京故事》的成功创作，来进一步总结戏曲研究院近几年来精品不断呈现的经验。戏曲研究院是我省重要的艺术院团，多年来创作了一大批精品大戏，可以说每排一部都非常成功。《迟开的玫瑰》获得了各种大奖，成为国家精品剧目。《大树西迁》也获得同样奖项，我相信《西京故事》也能够像前面两部一样得到社会的赞誉。这里面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总结。结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四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是精心策划、精心创作、精心打磨的精品意识。这在戏曲研究院体现得特别突出。《西京故事》从基本策划到完成公演花费了不止三年的时间，几易其稿，体现了编剧、导演、演员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的精益求精、精心创作、精心打磨，体现了剧组全体人员勇攀高峰、力求完美的信心和决心，这些都为这部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口讲究优生优育，艺术作品也是。前面专家都讲了，著名编剧陈彦，著名导演查明哲，著名演员李东桥和其他主创人员，可以说是一种优化的组合，优生优育出这样一个《西京故事》。而且思想性很好，我们讲要树立陕西人的新精神。 陕西人新精神就是16个字“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进取务实”。 这些在罗天福身上、甲秀身上以及农民工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陕西人的新精神，在这部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是关注时代、关注民生、关注社会担当。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也是文艺工作者成长的丰厚沃土。深入社会、深入基层、关注时代、关注民生，也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文艺创作的指导方向。没有对生活的敏感，没有对社会敏感敏锐的观察，没有对普通人真诚的感情，没有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写不出、演不出、导不出这部《西京故事》来。所以这部戏把视角投向普通人的生活，抒发普通人的情感，展示充满激情的人生观，展现宏大的时代变迁，剧情生动、人物鲜活，也符合我们老百姓的口味，感动了每一位观众。特别是今天来的农民工张宏达讲得非常好，语言生动，充满激情。
三是创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的探索突破。创新是文艺精品的生命之洪，魅力之本，也是文艺精品富有生机的活力之源。文艺贵在创新，难在创新，突破也在创新。戏曲研究院这几年在创作上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在人才培养、项目合作、项目管理上，探索出了很多新的思路和模式。在《西京故事》的宣传上与华商报联手推进，设置了很多主题专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值得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者、管理者来借鉴和探讨。可以说，《西京故事》的成功也是这些探索实践取得成功的具体体现。
四是培育观众、培育市场、培育人才的艺术情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多年来，戏曲研究院一直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学校去、到社区去演出，既是送戏下基层，也是文化的普及。既培育了观众群体，又扩大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打造出“天天有秦腔”这样一个很好的文化品牌。在培育人才上戏曲研究院更是不遗余力，关注未来，着眼长远，给新人搭建平台，使陕西秦腔事业的发展后继有人，这真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怎么评价它都不会过高。
从以上四个方面，要很好地总结。
第二，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对剧作进行全面的打磨和完善，力争将该剧打造成真正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人人认可的精品力作，达到国家水准，冲击国家大奖。
第三，精心策划，做好宣传推荐工作。作品生产创作出来只是成功的一半，只有更大范围的上演，让更多群众分享到这种精神食粮，更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明需求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也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西京故事》演出取得成功，但是后期任务仍很繁重，特别是宣传推介方面。在前期我们的主要媒体，已经做了很好的推介工作，希望接下来再接再厉，进一步做好推介宣传工作，让千百万人都知道、都来看，这样这部戏的影响力会更大。同时要与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各支委其他部门沟通，要把这部戏推进工厂、学校、社区，把这部戏的社会效益发挥到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