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的丰富内涵与戏曲现代戏的表演形式探索
杨云峰

　　城市化进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注定是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改变千百万贫困地区民众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更是许多贫困地区民众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我们欣喜地看到，曾经创作了戏曲现代戏《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表现现实生活的剧作家陈彦，以多年的创作实践和深刻深沉的探索与思考，倾心于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务工农民，终于以大气磅礴的如椽之笔，写出了表现当代农民进城之后的苦辣酸辛，以一家两代人的生活图景，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进城之后的困惑，表现了农民进城之后的遭遇以及他们面对白眼、挫折之后的自强不息，也展示了当代城市的文化品格以及博大的精神情怀。
一
　　剧作以一帮困惑着并歌舞着的农民工为背景，各色人等和不同工种的人聚居于一个小院，着力刻画了乡村老教师、老村长罗天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并以此为切入点，刻画了女儿罗甲秀、儿子罗甲成不同的生活理想和人生目标，也以姐弟二人在繁华都市和大学校园中所采取的生活态度折射出本质的质朴与浮躁，从而也让观众体味到新生代大学生面对诱惑和纷繁多彩的城市生活在心底里折射出的情感涟漪，以全景式的生活表现了生活的无奈与欢乐。
　　生活着是快乐的，这是罗天福面对贫困但不失生活勇气和奋斗精神的支柱。作为一个生活在偏远山村的老教师，令他魂牵梦绕的两棵故乡的老紫薇树，可以说既是他人格精神的写照，也是他文化品位的精神图腾。同样，这个精神象征在大都市与东方老人的护树情结找着了共鸣。他们坚守着自己的生活理想、做人道德与精神家园，同样也在很身体力行地影响和教育着自己的孩子。作为一个山乡的知识分子，他含辛茹苦地把一双儿女培养成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骄傲。举家搬到西京，为的是让儿女不再孤单，更重要的也是依靠自己的打饼手艺，为儿女换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他和绝大多数父母及涌入城市的打工者一样，抱着靠劳动致富，靠自己手艺赚钱的目的来到西京。事实上，现代都市生活的一切，并不像他设想的那么简单，也没有他设想的那么一帆风顺。虽然他预想到了一切困难，但是还是在挫折和现实面前充满困惑，尤其是面对儿子在大学校园内因挫折而自暴自弃而苦闷彷徨。人穷但并不能改变他对生活的希望，也不能改变他做人的道德底线。他坚信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福才是幸福的，也只有劳动可以获得。他赞赏女儿罗甲秀靠勤工俭学做家教自己养活自己，靠捡拾破烂为自己挣得生活费同样不是什么下贱行为，尽管如此，看着儿子对女儿行为的耻于启齿，看着女儿在校园内辛苦读书的同时捡拾垃圾，在他看来是做父母的惭愧。正是这样的都市生活现实，使他能够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他深知靠走街串巷叫卖千层饼不可能快速改变眼前的生活窘迫，也深知靠着自己一个人无力而是动员和感召更多的乡亲一起试图把千层饼的生意做大做强。为此他四处推销，虽然被人误解但始终不离不弃，矢志不渝地做着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罗天福所做的一切，其实正是千千万万个贫困家庭大学生的父母的普遍行为和心理。罗天福绝对不是生活的主流，但却是生活的强者，更是千千万万进城务工农民的优秀代表。在他身上作者给予了现代都市生活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一种现代文明所倡导的诚信与诚实，一种身体力行的道德感召力量。
　　罗甲秀无疑是千千万万个来自贫困家庭大学生的代表。她自强自尊自爱，善解人意，尤其理解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知道用自己的双手和劳动感恩，做家教，捡拾破烂，只为减轻年迈父母的生活负担。为此目的，她一直与她教的西门金锁无休止的纠缠虚与委蛇，秉持着老父亲留给她的精神文化遗产，始终不改她做人的善良与淳朴，堪称当代贫困大学生自强自立的楷模。而弟弟罗甲成则生性刚强，嫉恶如仇。他见不得富户房东西门锁的恃财傲物，更容忍不了房东之子西门金锁对姐姐的轻狂和猥亵，以至于在初来乍到之际动手教训了西门金锁的轻佻和狂妄，他更不能容忍姐姐在校园内捡拾垃圾以换取生活费的行为，甚至把同学对他的关爱和帮助看成是对自己情有独钟，在靓丽漂亮的女同学面前鼓着肚子说气壮的话，把打肿脸装胖子当做自己的遮丑布，始终因为父亲没能卖掉老屋的两棵紫薇树改变自己贫困的现状而耿耿于怀，从幽怨到怨愤，从一厢情愿地单相思到最终破灭从而遭受致命一击。在他看来，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不平等，说到底都是贫穷，都是因为父亲不肯卖掉那两棵紫薇树而导致的他被同学轻看，硕壮的体魄并不能取代人格的健壮，更不能体现心理的健全和心智的完整。面对现实生活他既无力改变也没想着用自己的双手改变，骨子里的自卑和愤世嫉俗使他只能以逃离现实的方法回避生活的重压。这是现实生活中来自农村贫困地区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以外在的强悍和勇武掩饰着内心的自卑和虚荣，以并不现实的价值观念衡量和打量着眼前的一切，从而在生活的万花筒中仅仅以哈哈镜的视野看待而最终迷失自我，以逃避现实的方法实现自我麻醉。正因为如此，他不能理解父母为之所做的一切，更不能理解父亲当年的自觉请辞民办教师和村长的行为，也难以接受父亲始终不肯卖掉两棵老紫薇树的心理。在他看来，姐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丢大学生的人，也是在丢他罗甲成的人。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始终有一个难以摆脱的症结，只想着享受而不是创造和劳动，只想着快速致富而没有想着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财富，就是丝毫没有想到人生的责任，没有想到做儿女的责任，也没有学会感恩，没有想到大学生同样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人，而现实中的个人的责任就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当他出走之后被父亲找回依然固执地坚持己见，在乃父的争执中始终不肯承认错误还要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的时候，使得罗天福仰天长啸，在平生首次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困惑与彷徨无助时，是那棵唐槐和东方老人几十年一往情深地执着护树给了罗天福信仰的力量，也更使得罗天福坚信自己人生价值观的正确，也颖悟到了在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中依然需要人格力量的支撑。彷徨不等于困顿，困惑不等于迷茫，眼望头顶的唐槐而联想起家乡老屋紫薇大树，再次唤醒了他做人、做一个父亲的责任，他要用自己年迈的身躯，不仅为儿女创造物质的充裕，还要为他们矫正心理的顽疾。而正是在剧中始终寡言少语、始终把守望唐槐作为自己唯一职责的东方老人用自己精心计算的罗家打饼账册，算出了罗天福三年来靠辛苦劳作所获为儿女的默默付出，和以羊羔吃奶式的感恩比喻，打开了罗甲成的心结，使他幡然醒悟，终于使罗甲成走出执迷的情感漩涡，再次高扬起人生的风帆。
　　编剧精心选择了当代都市生活最不引人注目的生活场景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群，以唐槐和东方老人作为高屋建瓴的精神引领和人格象征，以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具象饰物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图腾，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不太起眼，但绝对是生活中最为普遍的底层大众作为切入点，以农民工群体为背景烘托，以罗天福一家的苦乐为中心，勾连起山乡、都市、校园三个不同的时间空间，构成了当代现实生活的广阔图景，并把各色人等放置于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之中进行烤炙，以此来展示人物灵魂深处的高大与卑琐，人的尊严与人格的伟岸。在表现现实生活的题材开掘中，为丰富秦腔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都市题材的广阔性，做了极为有益的尝试。可以说，《西京故事》的主题深刻性，就在于作者始终把关注的目光倾向于普通的人群，把关注的焦点，放置于芸芸众生中最底层人们的苦闷与烦恼，进而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那就是关注普通众生的生活状态与生存形态，关注农民工这个已经成为都市生活主体的现实，如何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进入并融入城市，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重大命题。同样，现代都市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进了城的农民，而正是这些一身泥土，满面尘灰，用他们的双手和质朴纯洁善良的心地，在创造和丰富了城市外在形象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着文化的内涵，充裕着都市文化精神。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尊严的获得，是城市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人文指标。
二
　　剧作以全方位的立体图景，向我们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和当代城市人文精神的内涵，也为戏曲现代戏的表现形式开拓了丰富而广阔的领域。如果说，剧作的开场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农民工生活中不能不面对简陋的住宿条件，小市民无时无刻的刁难、生活的巨大压力，而以戴着镣铐跳舞的形式表现出他们的乐观还只是一个大的背景的话，那么这种戏曲化的群舞造型则以粗犷豪迈的架子花脸台步和身段展示他们不丧失做人的尊严，其丰富的精神世界，则在慷慨豪放的秦腔花脸唱腔“我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就是这一唱，慷慨激昂，还有点苍凉。不管日子过得顺当还是恓惶，这一股气力从来就没塌过腔”中得到了阐释。粗线条的团块表述和寓意象征与主要人物形象塑造的戏曲化表现，使得秦人的文化精神和代代相传的乐观、旷达，永远不丧失做人的尊严与进击勇气，构成了戏曲现代戏完整的表现形态，也开创了当代都市生活戏曲化的新形式。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多重意味的导演构思与舞台美术的成功结合，颠覆了戏曲现代戏的表现模式，为我省乃至全国的戏曲现代戏，探索了一条成功的表现形态。
　　戏曲将“有意味的形式”作为人物心理放大和行为放大的表现方式，一切舞台设置和人物外在行为心理波澜都始终考虑观众的接受和感知能力，以传神写意抒情的审美特征表现戏曲的诗化意境，从而完整地体现出唱做念打和手眼身法步的功能。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西京故事》中，以往现代戏的表演中那种话剧加唱的表现方式，被亦歌亦舞的新颖形式所取代，传统的一桌二椅舞台设置被变换着的移步换形的情景式现代化舞台设置所取代，繁复的舞台设置被简约而灵动的自由时空切换表现成为写意美学观的景随人走、情由景生，使有限的舞台物理空间变换为无限的人物心理空间，变换为能够充分展示时空自由的虚拟世界，让人物成为舞台的主人，让人物的情感充溢在无垠的精神世界，也使舞台美术不再成为环境的点缀而成为人物心理和行为的虚拟情境。如果说，戏曲现代戏的舞台美术是一项系统工程的话，那么，服装设计则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而无论是大系统还是子系统都一直是戏曲现代戏难以突破的瓶颈。《西京故事》的舞美设计则充分以舞台写意的戏曲化原则为主导，以大环境的虚拟设计营构出看似封闭实则开放变化着的空间格局，根据剧情需要，由变幻着的幕条分别切换成不同的空间结构，它既可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工棚小院，也可是罗天福家的租住小屋，还可以是罗甲秀和罗甲成学习生活的大学校园。这些不同的时空分割则完全根据剧情的需要由幕条的翻转位移色彩变换构成，甚至推进或者挪移。它们既是相互独立的个体情感空间，又是舞台情境的不同侧面。在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的舞台美术布局中，形成了空阔的灵动空间结构，为人物的表现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展示演员才能的余地。唯一不变的是始终悬挂在二楼楼顶的那株参天唐槐，作为全剧的精神象征和西京沧桑历史的见证，在与东方老人的数度登场和唱戏人的那股子“不管是日子过得顺当还是恓惶，这股子气力从来不塌腔”的唱腔结合中，完整地揭示了剧作的主题意义。《西京故事》的服装设计，则以地域文化的图腾关照和人物的群类作为表现地域文化与人的职业类别的服装设计的理论支撑点，精心选取了具有陕西文化符号性表现特点的剪纸和秦腔花脸脸谱的个性式标贴，并对之进行大胆地抽象和提纯，使得人物的类别化个性和群的个性更加突出，进而张扬出秦人的精神风范和文化底蕴，也使得全剧弥漫着剧作的昂扬主题和舞台旋律，从而不仅最大限度地提升和丰富了舞台的主题意义，而且也是对戏曲现代戏舞美服装设计的一次脱胎换骨式的革命。
三
　　罗天福一家的都市梦想，始终萦绕在一种苍凉而坚韧的文化氛围之中，贯穿于剧作的全部，从而形成了一以贯之的秦人精神，也构成了剧作看似幽怨悲怆实则慷慨豪放的秦腔风范。
　　人物是舞台活动的中心，而戏曲人物的舞台活动，则是以“四功”“五法”作为其表现语汇的。这就是说一切舞美设计灯光道具的铺排都应该最大限度地为人物的表现服务，为人物的心理行为和外在行为提供环境和空间。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正是遵循了这个原则，让人物作为舞台的主人，人物不再围着舞美而展开活动。我们欣喜地看到，以往那种话剧加唱的模式被灵动的人物造型和动感的人物情态所取代，身段、台步、功架，虽然我们现在还很难用一种什么词语形容和表现这种生活提纯出来的符号化动作属于哪行哪类，但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人物的内心体验与外在表现基本上遵循的是戏曲化的表现原则，行当分类中也是生丑净旦各具特色。这种表现的特征则是以人物对角色的情感体验为前提，以演员的行当性表现为主要个性，从而相对完整地展示了秦腔艺术的舞台魅力。须生行的罗天福，小生行的罗甲成、小旦行的罗甲秀、老旦行的罗母，三花脸行的西门金锁和丑旦行的阳乔，他们各自以行当的固有形态和对人物角色的深刻体验以及对当代生活的理解，形象而艺术地展示了人物内心的困惑、矛盾。无论是始终不失人生方向、前进动力和坚守精神家园的罗天福以须生应工，沧桑中踉跄的台步身段，还是少不更事、遇事莽撞、动辄拳脚、愤青式地青年学子罗甲成以小生应工所展示的飞脚，善解人意、朴实大方、不怨天尤人又时时处处以自己的勤奋和勤工俭学为父母分忧解难的罗甲秀以小旦行当的圆场、卧鱼所表现出的青春活力，还是顽劣调皮、自恃家庭富有而酗酒滋事的西门金锁以三花脸应工所表现的酒醉板凳舞，还是聚居于工棚的农民工群体以架子花脸的造型群舞，以及最后救火场面中群体的空翻、小翻，大学生群体中扑虎、蛙跳，都是导演对戏曲表现手段和行当分类的提纯与升华，也增强了秦腔现代戏的看点和亮点。
　　声腔造型的成功是《西京故事》的又一特点。以往在现代戏中难以听到的板式唱腔，如苦音慢板、滚白、苦音尖板、苦音二导板、拦头等板式的交错运用，原汁原味地表现在人物的情感需要的时候，从而完整地表现了秦腔慷慨苍凉、豪放雄浑的声腔特点，也完整地表达了剧作悲伤而不悲哀、悲壮而不悲怆的剧种个性和剧作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有着秦腔第一须生美誉的李东桥，以往惯以饰演新编古装剧中的主要角色著称于秦腔界，也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在剧中他饰演的男一号罗天福，一反以往的古装剧注重行当个性的特点，摈弃了提袍甩袖亮靴底的传统程式表现，以深刻深沉的人物心理体验，发挥自身唱腔优势的特点，以扎实老道的身架功底，从神态、台步、身架和形态上完整、完美地刻画和表现了饱经沧桑、屡遭挫折然而却不失生活勇气和做人的风范以及道德操守，成为千千万万个进城务工人员中最为突出的典型现象。
　　我们有理由说，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是一台充满创造激情与表现艺术活力的艺术精品，也是一台表现当代都市和当代农民工都市生活艰辛与慷慨豪情、表现当代贫困大学生如何矫正自己的人生坐标的全景式优秀剧目。它的横空出现，标志着艺术家们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深情地倾注于透视当代都市生活最不引人注目和关注的角落，以深情地呼唤和热情地讴歌，以深刻地忧患和充满期待与昂扬的视觉关照，展示他们的希望与梦想，生存的困惑与徘徊，揭示他们的生存价值和人生理念，表现他们生存奋斗的苦乐乐章，而在表现形式上的戏曲化手段和剧作主题上的大众审美情怀，以及对秦腔现代戏表现领域的开拓和革命性的发展，都将使 《西京故事》成为戏曲现代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它的意义也就不只是在呼唤给农民工尊严和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农民工生存状态，也是在秦腔现代戏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作者系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