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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百姓命运 回归“恒常”伦理
时间: 2011-05-18          点击量: 3848

——浅谈《西京故事》的剧本创作特色

  由陈彦编剧、查明哲导演、李东桥主演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甫一面世,就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给新春伊始的陕西戏曲舞台,刮来了一股温暖的春风。古城西安一隅一棵千年唐槐下大杂院中底层大众的生存,进城卖大饼的一户农民家庭的命运故事,唤起的不只是人们感同身受的同情和感动,还有诉之更高精神层次的生存意义、人生价值、和谐社会理想。相比于两获中国戏剧最高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奖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无疑是陈彦在创作思想和戏剧观念上的一次新的突破、新的探索。
  首先是陈彦对现实题材戏剧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的新感悟。在《迟开的玫瑰》中,他讴歌现实生活中宁愿牺牲自己的前途、幸福,也要为兄妹们支撑起一片天的大姐乔雪梅;在《大树西迁》中,他又以交大西迁这个新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背景,为几代知识分子树碑立传。在平凡中发现崇高,在历史的变迁中表现坚守,是这个时期陈彦对戏剧使命和它的现实性与时代精神的理解。而在《西京故事》中,陈彦的目光转向了底层百姓的当下生存。没有标出具体年代,但观众却不难感觉到,这就是“这些年”、甚至眼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那里面或作为背景氛围,或作为前台戏剧冲突的故事,就是当今人们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如农民工、民办教师进城卖烧饼,如房租涨价,旧房拆迁,古树保护,大学的高收费,大学生毕业就业难,读书无用,贫富差距,富二代,看病难等等,他们都成了当今社会生活的特定符号,同步地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百姓的生活。在一部戏剧或其他作品中,符号化地与当下挂勾并不难,难的是《西京故事》将它们聚焦于旧厂房改造的大杂院这个特定空间,这个大杂院中的两户人家,住在装修考究的两层小楼上的房东三口,和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用床单隔出里外的罗天福简陋的大饼铺。正面表现前民办老师、生产队长,现在进城谋生的农民工罗天福及他的一家。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生存命运,辛劳奋斗,既昭示了这个开放、自由时代给一个农民家庭的希望与光明,又揭示着在现有体制和社会背景下一个农民工生存的艰难。作为一家之长的罗天福,也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先进模范,而是一个需要靠打饼挣钱供子女上学的进城农民。动机既不崇高,职业也不伟大,是千千万万个老年农民及农民工,甚至天下亿万个父亲的缩影。然而正因为如此普通,他才能使更多的观者照见自己及自己父亲的影子,他们的如牛的重负,他们的忧伤和痛苦。笔者就从罗天福身上看到了自己故去多年的父亲的身影,并在观剧中多次眼含热泪。
  其次是与关注当下、贴近底层大众生存相联系的主题定位的恒常和向个体生命意义倾斜的视点下沉。从汉代儒家将“修齐治平”定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使命以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格理想历来是脱离实际,凌空蹈虚的,并不断地赋予他们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当人生的许多附加意义幻灭以后,怎么活,为什么活,却成了人生的大问题,造成了人生价值观的混乱,酿成了大量的人生悲剧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西京故事》及剧中罗天福形象的塑造上,年过知天命之年的陈彦表现了自己独特的感悟和思考。在当民办老师的青年时代,在回乡当村长的几年中,他是否曾有所谓“弘毅”之志,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但在打工西京城的日子,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以诚实的劳动、和气生财的态度,挣钱供一女一子上大学。这本是极自然、极普通的事,陈彦却从中透视出了非凡的意义。不仅罗天福,剧中反复出现的魁梧健壮、团结自信的大杂院的劳动者群像,告诉人们的就是劳动光荣、劳动伟大这一个“恒常”之题。剧中反复出现的擀面杖撞击案板的脆响,是最动听的劳动音乐;罗天福躬身打饼的侧影,如朱自清笔下不朽的“身影”,讴歌的是劳动者的普世之爱,表现的是每个观众心目中的父兄记忆,打上了一种浓重的宗教色彩。
  人的生活具有此在和彼在的两重性。此在的人是世俗的、为己的,具体而卑微的;但是放在整个人类繁衍、文明发展的价值高度,人的每一次诚实的劳动、认真的思想却又是无比伟大的。所以不仅罗天福,他的女儿罗甲秀为减轻父母负担做家教、校园捡垃圾都给人一种庄严伟大之感,发射着灼目的神性光彩,通向了神圣的人类精神彼岸。这大概就是陈彦所悟的现实题材的“恒常价值”之一。
  第三,《西京故事》中,罗天福和他的大女儿罗甲秀是令人耳目一新、含蕴深广的两代农民形象。他们在城市生存的困难,不只是物质的贫困,还有巨大的精神痛苦,而它却主要是由与甲秀同校的弟弟罗甲成带来的。虚荣、自卑,求爱不成,目睹姐姐毕业即失业而厌学,退学打工,不仅合理而且自然地揭示了进城农民后代在物欲横流时代的精神蜕变、价值失衡。罗甲成应该是《西京故事》中很有戏剧结构意义和现实启示力的又一类农民后代形象。
  总之,《西京故事》是陈彦戏剧文学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突破价值的作品,更难得的是李东桥将父亲这个戏剧文学形象演绎得出神入化,形神俱佳,令人过目难忘。它应该作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现代戏历史上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一定能够成为这样的作品,笔者对它有着更高的期待。(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评委、著名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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