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彦先生编剧、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的现代秦腔《西京故事》与观众见面后，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从我所接触到的媒体反响和友人点评看，大多给予较高的思想和艺术评价。  

　　农民工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演进，是城市生活难以割舍、都市文明渐行接纳、城市化建设第一担当人。陈彦在《西京故事》的创作中，遵循秦腔舞台艺术的一般规律，又突破舞台演出程式的制约，坚持人为本体的最高美学理念，以广阔的社会舞台和历史进程为背景，通过自己思想过滤器的浓缩筛选，用秦腔这个古老剧种，浓墨重彩地把个人对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感知、情感、想象、理解交融合一，力求体现现代艺术的真实。

　　我们每每谈起农民工话题，经常会使用“弱势群体”这个词汇，大多仅提及农民工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的恻隐之心，对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工潮流及他们所背负的奠基巨石，很少有人关注。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是利益分配的结构和差异，打破这种结构的唯一选择，是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党和政府提出了明确的政策导向。我们说农民进城务工是历史的必然，是指这种选择的动力不是依靠政府的指令或者老板的恩惠，而是农民兄弟为了追求自身的富裕和幸福，用身板和力气走进城市，艰难地实现不可逆转的自我选择。农民工以自己不屈的脊梁，把城市精英绘制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同时自身素质也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提高，努力追求着自身的理想和价值。

　　用农民工的生活琐事揭示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西京故事》力求奇崛和勃郁之气，名曰《西京故事》，实则与城市人文市井几乎无关，故事的场景从山野村寨移植到城乡接合部，戏中故事和主要角色，都是先后走进城市的农民。戏中的人物故事和矛盾冲突，不是围绕城市化是非曲直等大道理展开，也没有道德说教一类的壮语豪言，更没有“背不背怨社会”自暴自弃式的愤世嫉俗，陈彦笔下的《西京故事》，处处体现了作者对生命力敬畏有加的纯真。当罗天福一家走进西门锁家出租大院时，儿子嫌斗室狭小潮湿阴暗，心情不爽，罗天福对儿子说：“别嫌房矮少光线，出门在外百事难。你姐弟都把名牌大学念，是家乡最红最红的红杜鹃。你们就是咱家爆亮的灯捻，你们就是咱家正午的蓝天。”点亮富裕的灯捻，迎接文明的蓝天，改革开放以来每年有数亿农民工走进城市，哪一个人内心深处不是怀着这样美好的向往和憧憬？《西京故事》中，没有把现代都市文明与农民工的观念思维作为故事人物命运、生活矛盾而展开交锋，而是始终把农民工在城市化潮流中的生存状况作为主题展开。剧中不乏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凄凉、寂寞、危苦激切，陈彦更多地是以雄健的笔力刻画中国农民明达理性、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人性之美。《西京故事》不动声色地对“善”这种中国传统“人性美”的恢宏张扬，直接折射出农民工在潮流面前立杆潮头勇往直前的决心。《西京故事》用一个农民工家庭讲述了中国城市化历史过程，给观众酸楚的眼眶增添了大自然万物争胜的冲决之力，清急之水。

　　戏曲艺术是舞台表演艺术，有了好的剧本，还应当调动起与舞台表演有关的一切技术手段，充分表达剧本倾诉的每一个意念。《西京故事》在坚持秦腔传统程式的同时，运用现代声光电和现代视觉技术，缩小了舞台与观众的审美距离，为戏曲的现代化、大众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谈论戏曲艺术的现代化问题时，人们众口一词地强调如何打破舞台四堵墙的制约，使观众的眼球像观看电视屏幕一样，在任意时空翱翔。在现阶段技术装备水平条件下，对戏曲舞台艺术的期望过于苛刻。但改变却刻不容缓，戏曲需要适应新一代观众“和而不同”的审美观念。对此，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在《西京故事》的表演中有许多创新尝试。借鉴了电视剧多画幅表现形式，将演出舞台一分为二，下半部是院落、校园、罗家斗室，是演员们纵情挥洒才艺的舞台；上半部以院落屋顶为平台，设置了一处虚拟场景，随着故事的演进，平台上不时变幻出枝繁叶茂、挂着营养袋的古唐槐树，会出现蓝天白云，会出现月夜星斗，会浮现都市的高楼大厦，最多的时候会走上一群工余饭后闲来无事拉二胡吼秦腔的农民工。这样寓言式的舞台配置不仅满足了观众多层面的审美需求，而且与剧情相辅相成情景相融，泼墨写意般地勾勒出农民工在都市的生存状态。

　　近年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迟开的玫瑰》到《大树西迁》，再到《西京故事》，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场景广阔、美轮美奂。这台秦腔舞台戏曲艺术创作，把文化艺术对当下人生和社会问题倾心关注，把文学艺术追求的美学价值，把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大背景下，农民工进城的历史必然与生活状况，以矛盾冲突的放大形式展现出来，具有真朴鲜明的“实”，多姿多彩的“意”。

     （转载自2011年5月30日《华商报》。作者系陕西省原副省长、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