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级MFA   余小卫

　　秦腔《西京故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信仰和现实相冲突的故事，老汉罗天福，因一双儿女先后考上大学，便举家从山里搬到西京城。一家人以为就此可以过上梦寐以求的城里生活，然而没想到却遭到了现实的种种不公和歧视。在困难面前，老汉罗天福紧守着心理底线，宁肯打饼捡垃圾也不愿意高价把自家那两棵千年老树卖掉，以换取子女更有“尊严”的生活。全剧的矛盾冲突就发生在这两棵树卖与不卖之间。这两棵扎根于罗家老宅的千年古树，曾在洪水中为罗家祖上稳住房屋地基，保全罗氏血脉。它们的象征意义已深深地扎根于罗天福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不可逾越的道德和文化底线，也是他做人的信仰。有了这种信仰，无论受了多大的屈辱，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仍然可以挺直腰杆做人。然而，欲望强烈、急于求成的儿子甲成却不断地挑战父亲的这一信仰。随着甲成自身的欲望与现实世界的差距逐渐拉大，这个定力不足、处事偏激的年轻人，在现实社会中逐渐迷失了自己，最后竟要以自杀的方式来逃避不堪忍受的所谓“屈辱”。他以死相逼，不断地告诉父亲，拯救自己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树卖了，在他的信仰里，只要有了钱，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命运把罗老汉置于左右为难的境遇。一边是考上名牌大学的优秀儿子的性命，一边是世代相传的做人根本。两者孰轻熟重，该做何选择?这是整个戏进程中老汉始终要面对的问题。面对儿子几近崩溃的脆弱神经，罗老汉心中的天枰也一度失去了平衡，然而，就在他信仰即将彻底崩塌时，代代传唱的歌曲，唤起了深植于他血脉中那世代传承的韧劲和力量，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从而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儿子。

　　这是一个意义相当深邃的戏，其中蕴含着一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力量，看完之后，仍能让人久久回味。一首民谣从头至尾，反复吟唱不下十数次，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出戏的主题和立意，“我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就是这一唱，慷慨激昂，还有点苍凉。不管日子过得顺当还是凄惶，这一股子气力从来就没塌过腔。”作者不惮于把自己的态度鲜明地亮出来。这一亮，非但没有使该剧失之浅白，反而在秦腔粗犷康慨的基调下，爆发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一以贯之的主题，使得这出戏在内容上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而在外部表现形式上，也同样进展地如行云流水。《西京故事》是用传统的秦腔艺术来表现当下的生活内容，一般看来，传统戏曲的唱腔和舞台形式在表现现代思想情感时容易显得过于雕琢和造作，而这出戏却丝毫也感觉不到两者在结合上的痕迹。无论是慷慨悲歌式的唱段，还是演员一板一眼的手、眼、身、步，甚至最后那段极其挑动气氛的翻筋斗表演，都和故事的内容与主题结合的天衣无缝，甚至是相互渗透、丝丝入扣。

　　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为这出戏营造出强烈的艺术氛围，唱、念、舞，无一不在撩拨着观众的心弦，扇动着他们的情绪。然而，真正把观众带入到情节中去的内在驱动力，仍然是这出戏的戏核也就是戏剧情境的设计。具有高超技巧的编剧为我们设计出在困境中的这样的人物关系：父与子、姐与弟、子与同学以及这个处于社会底层却又不甘示弱的家庭与房东乃至整个外部环境的矛盾。在这种复杂的矛盾纠葛下，“收租”、“调戏”、“捡垃圾”、“失恋”、“出走”，直至“自杀”等，这一个又一个的激励事件，把情节层层推向了高潮，让人在观看时心潮起伏、欲罢不能。

　　然而，无论是情境的制造、情节的推进，还是形式的运用，以及对主题和思想的深度开掘，归根到底都要依靠人物的动作来体现，因此人物的设计和探究才是一出戏成功与否的关键。《西京故事》之所以能深深地打动观众，正是由于作者将对人性的思考根植到文化信仰和社会现实当中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

　　主人公罗天福深信“只要诚实做人，就不丢脸。”然而，现实却处处在脸面上给他以考验，剧中有这样一个十分生动的细节，女房东阳乔，丢失了一双价值两千元的意大利真皮鞋，言语中显然怀疑是罗天福偷的（事实的真相是，鞋子是被狗叼走的）。这对罗天福来说是极大的污辱，无论他如何辩解都无济于事，为了不落人以口实，他自己掏钱给房东买了一双同样的鞋子。这样的行为，只有罗天福这样骨子里不愿占人便宜的传统中国农民才会做出来。作者通过罗天福，表达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精髓的认同，通过罗天福在困难面前的选择，表现了传统中国农民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性光芒。

　　罗甲成，代表着那些梦想靠读书来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从小待在乡村山坳里的他们，一直以来，相信祖上传下来的名言：“寒门出贵子”。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城乡差距的拉大，寒门子弟想贵起来显得越发困难。相反，即便他们通过刻苦工读，上了大学，取得了进入城市的通行证，仍然改变不了作为穷人的命运。因此，对于把自尊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罗甲成来说，卖掉两棵树，拿到几十万元的钞票，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但可以让他迅速脱贫，而且可以在心理上脱“贱”，迅速让自己变成城里人。罗甲成的这种心理，作者在一些细节上作了很生动的刻画。罗甲成看到姐姐和父亲捡垃圾供养他上学，非但没有丝毫愧疚之意，反而觉得他们碍了他的事丢了他的脸。而后，当童薇薇对他姐姐自力更生的行为表示敬意时，他忙声明姐姐只是做义工，自己家里其实很有钱。这些细节，非常准确地反映了罗甲成这类人的心态。

　　另外，作为反衬的小人物，西京大杂院的一家三口，其实是城市变迁中，那些幸运的获利者的缩影。女房东阳乔发现了鞋子丢失的原因后，非但没有向罗天福道歉，还故意隐瞒真相，生怕被当场指责，在这个“乡巴佬”面前丢了面子。这正是对经济化大潮下，有了点钱便自视甚高的人的准确生动的描写。而阳乔的儿子金锁，在有吃有喝有房有车的环境里似乎已经失去了努力的依据，这是对于许多缺少文化素养没有底气的爆发户家庭出生的孩子的真实写照。

　　正是对于这每一个人的精准刻画，使得这出戏不但好看，而且有深度。美国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指出：“故事结构和人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一般情况下，结构就是人物，人物就是结构。”一个好的故事，必然有一个或一群刻画的好的人物来支撑。而《西京故事》中的人物，不仅刻画的好，同时也刻画的深。而这种深层次的刻画，正是基于对文化信仰和现实社会中的人性的准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