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雷达 来自：光明日报 ］ 内容提要 　　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 　　创作上的浮躁现象源于两个尖锐的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出产要多的市场需求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另一个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 　　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其次是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第三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第四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 　　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 　　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呢，却又很难说得清。现代以来至今，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国外文学思潮及观念已被中国作家所接受，虽未明言，中国作家在融入世界文学主流和结合本国文学传统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心目中对伟大文学的看法。一直以来，总有人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还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家，出现不了我们时代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不了新的曹雪芹？出现不了新的鲁迅或者胡适式的大家？尽管有人抱着良好愿望，一直断言，说这是个应该而且必将出现文学巨匠的时代，可巨匠似乎迟迟不肯露面。诚然，我们拥有不少优秀的富于才华的作家，有的作品也已呈现出若干大手笔气象，看不到这一点，总是妄自菲薄也不对；可是，与我们心目中“伟大”的目标相较，距离还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从整体状态看，毋宁说，我们今天的文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危机。原先我们可以说，在长期“工具论”和极“左”思想的箝制下，大作家大作品哪里能出得来。可是今天，不管怎么说，文学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上，可说享有了相对充分的自主权。何以还是产生不出多少公认的大作家大作品呢，根源究竟何在？或者换句话说，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比，我们现在的文学到底缺少些什么呢？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很容易掉进一个没有边际的、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学问题的理论陷阱，比如，容易回到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呀，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灯火呀，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呀等等老生常谈上去。倘若那样，就一点意思也没有。离开对具体时代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说了等于没说。一切必须从我们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文学实践出发！ 　　一、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 　　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就某种意义来说，是具体的时代的文化气候决定着该时代一般作家的文学命运，个别例子除外。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家身上必然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我们可以笼统地讲，今天是一个必将产生大作家的“伟大时代”，可是细细一想，问题又不那么简单。比如，现在的作家普遍写得比较多，不是一般的多，而是汗牛充栋，前所未见的“繁荣”。产量一多，作品质地就不那么坚实了，人物就不那么丰厚了，细节就不那么精致了，作品也就不那么经得起长久阅读了。我不断遇到有人向我提问：长篇小说既然以每年千部左右的数量面世，那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快接近万部的小说里，你说说究竟有多少部能经得起长久的阅读？有哪些书你本人是在情不自禁地看第二遍、第三遍？对此，我常常陷入举证难的尴尬。 　　在此，我想特别指出，“书本”或“作品”的定义似已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也已严重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原先的“书”是神圣的，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放在书架上，要代代相传；对一些新的创作来说，也需要十年磨一剑之功，作者力求打造出货真价实的东西，跻身于“书”的行列。然而，现在的书，更换率和淘汰率急剧加快，书架上的书也加快了变换的速度。这里不排除人类知识更新的加快，但也要看到，书，特别是现在的作品，往往变成了一次性的、快餐性的物品——由于成了商品，消费性和实用性就占了上风。大凡商品，都有一个突出特性，那就是喜新厌旧，追逐时髦，吸引眼球，就是用完即扔，于是文学也就不能不在媚俗、悬疑、惊悚、刺激、逗乐、好看上下大力气，这样，也就不可能不以牺牲其深度为代价。 　　我发现，创作上的浮躁现象源于两个尖锐得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出产要多的市场需求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现在是大众传媒和大众消费文化勃兴的时代，作品的定义在发生位移，这就迫使小说进入一个批量制作时代。一个作家如果在市场上没有一定数量的产品频频问世，就可能很快被遗忘，于是焦虑感压迫着作家，不少人只有拼命地写。有位著名作家把这叫做“逼迫创作”，认为对作家自身资源的耗损极大。另一个大矛盾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这一矛盾更加要命。我们知道，创作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是不下苦工夫，不深刻体验、积累，不言人之未言，就不可能写出精深之作；而市场也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是不花样翻新，不眩人眼目，不让作品的代谢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利润就不可能节节上升。一个作家如果10年、20年才写一部小说，就跟不上这时代的文化商品的节奏。现在很多作家身陷于两大矛盾之中，精神焦虑，甚至虚脱。正如有人指出的，为了不被浩如烟海的文字垃圾淹没，只好自己也加入到垃圾制造者行列中，在伪写作的狂欢中喘息。作家们常常喜欢声称他用了八年甚至十年时间才写出了这部新作，但这有时不大可信，含有夸张成分。当然，面对写作，有人倚马立待，有人含笔腐毫，人的才力有快慢之分，未必慢就一定出好作品。根本问题不在这里。根本问题在于，不少作家的“库存”因为透支而被掏空了，耗尽了，不但生活积累，语言积累，连知识积累也越来越贫乏。没有时间充电、读书，也没有时间沉到生活深处，甚至都没有时间好好地“生活”，于是只能变着法儿闭门造车，抓住一点东西就尽力注水、膨化、稀释，书一出来又希求叫好，以支撑门面。这不能全怪作家，是文学的生产机制、规律与市场的需求之间，与作家的自我形象塑造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与之相联系的，有一个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文学与受众的关系。这也直接影响到现在文学的成色和品相。市场是通过读者起调解作用的。记得国外有位大导演曾提出，观众到底应该是上帝，抑或是朋友，还是对手？正确答案却是最后一个：“对手”。为什么呢？我理解，如果把读者当上帝看，不免仰视，察言观色，处处迎合，顾客就是上帝，被市场牵着鼻子走，难免不滑入媚俗之途。当然，对畅销书作者而言，倒也无可厚非。把读者当朋友看呢，应该说态度可嘉，可是，一旦以朋友视之，不免放任随便，以致放肆，以为自己的一切实验，无不得到朋友的赞许、喝彩和捧场，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主观意图无不与朋友的阅读感受一一吻合。其实，读者是分层次的，不可能全是朋友，你拿人家当朋友，人家未必认你这朋友；你主观地认为读者与你同声相应，无形中就忽视甚至消解了读者主体的存在。所以，到头来，最值得肯定的态度还是把读者当对手——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你得千方百计地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征服对手，你要提供出使你的对手意想不到的更多新东西，你会因对手的矜持而激起真正的创作欲望和独创能力。这才是最大程度的尊重读者，也最有益于大作品的产生。可惜的是，今天逢迎读者和消解读者的写作现象比较普遍，如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不负责任的网络写作、地摊写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写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划、从市场找热点、多名枪手共同协作的“新三结合”写作。而具有“深度”、“本质”和原创性的征服性写作比较罕见，这导致了创新精神的失落。 　　以上所言，偏重于时代原因，偏重于文学的生态环境和文学的生产机制。倘若要发现今天的文学到底最缺什么，真正找到病源，还得回到文学本身和创作本身去寻找答案。 　　二、亟须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 　　今天的文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首先与思想文化思潮的大背景有关。以小说创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就其精神骨骼和血肉品性而言，中国小说精神缺钙的现象却也在日益普遍化和严重化。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部分人群的精神生态趋于物质化和实利化，腐败现象蔓延，道德失范，铜臭泛滥，以致一些人精神滑坡，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若从五四以来小说主动承担思想启蒙任务的角度看，一段时间以来，思想启蒙的声音在部分作家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化，他们的小说告别了思想启蒙，走向解构与逍遥之途如新写实小说。若从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追求的角度看，90年代以来的小说较为普遍地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部分作家或者走向实惠主义的现世享乐，或者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或者走向自然主义的人欲放纵如身体写作。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由于自现当代以来，人们受到过太多的伪崇高、伪宏大、伪权威、伪浪漫、伪美的欺骗和伤害，对于号称神圣的东西心存疑义，90年代以来的小说便以较大规模和较快速度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从小说究竟应该务实还是务虚的角度看，90年代是个商业、经济、产值、利润、收入、GDP、财富、成功人士凌驾一切的时代，小说本身也就在更广和更深的程度上被迫地或主动地由以前怀着无用之用的审美理想转换为一种市场化和消费性的存在方式。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这当然不是当下文学的全部，却是不容忽视地存在。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空气之下（当然不是全部），当前文学的营养不良，底气不足，资源不丰，传统不厚，思想不深刻，精神价值的难以整合和确立，就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当然有优秀的作家作品，但就平均数而言，现在文学的缺失则是不容回避地存在。 　　我认为，就现在的文学本身而言，其次“最缺少”的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今天的不少作品，如新乡土写作，官场文学以及工业改制小说等等，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我这样说，并无丝毫轻看批判性文学的意思，揭露、批判、直面“惨淡的人生”，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多年来它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中国作家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在与瞒和骗的文艺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错觉，往往把激愤批判之作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并把批判性文学当作世界文学的高峰来看，凡揭露性的就是好的，就是中国文学的方向，就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这种看法的偏颇在于，它忽视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要大打折扣。 　　这里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并非如有人浅薄的理解，以为是指当下政治性的“导向”，或表彰好人好事之类。它要广阔得多。它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其实，即使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也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关怀被侮辱者，并表达人性的追问，表达终极关怀。《红楼梦》更不必说，它绝望、悲悼，甚至虚无，但它的内里却始终燃烧着美丽人性和青春浪漫的巨大光焰，从来就云空未必空。而在我们这里，不少作家把负面的国民性（奴性、麻木、欺骗、虚伪等）当作了唯一的深刻和深度。这只能说明精神资源的薄弱。现在的难点在于，正面的价值声音，如何才能不是抽象地外贴式地而是内在地如血液般地化入文学作品的肌理之中；再追问下去，难点更在于，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及其传统如何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事实上，文学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和缺乏说服力，正是社会、文化、哲学领域正面精神价值匮乏和缺乏说服力的反映。例如，在今天，我们的思想资源就甚为复杂，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传统，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等等，无所不包，都在起作用，但主导价值就是不显豁，以致一些作家失去了价值判断能力，以价值中立来掩饰其莫衷一是的尴尬。 　　三、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三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面对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不能自拔，如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70”后的欲望叙事以及为赚取市场卖点的商业化写作等。这就大幅度降低了当前文学的品质和格调。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 　　那么我们现在的创作现状怎么样？我们看到，对于日常生活的原汁原味的仿真和临摹写法，从一开始的亲和感、烟火气，渐渐变成令人腻歪的唠叨；对于身体和感官的再发现，从一开始的反抗传统，变成了扭捏作态的展览；对于血腥和暴力的变态渲染，从开始的扩大审美（或审丑）疆界的创新，渐渐到了令人战栗和难以承受的地步；对于“性”事的大量感官化描绘，对于偷情故事的低水平重复，从开始的一点积极意义，到了让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完全消解了意义的地步；再如“堆积苦难”，从一开始的召唤起人的神圣同情感，到夸张失度——世界上哪有一天、一分钟都从没高兴过的人呢。这不禁令人感慨：过去是，越“光明”越好，现在呢，越肮脏越好，现在的流行是越脏、越丑越叫座，反而说深刻啊深刻。“左”倾时期，这不让写，那不让写，假大空，高大全，走进了死胡同，现在放开了，什么都可以写，又出现了新的弊端，出现了面对垃圾堆失去了嗅觉。其实，生活并不是那样的。我很同意一位作家说的，悲悯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如果把邪恶和肮脏掩盖起来，这样的悲悯同伪善是一回事。当然，这里还是有个“度”和分寸感的问题，这是文学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不是说生活中的灰暗、污浊不可以写，而是说，有的作家作品只有写灰暗污浊腐败的能力，没有审视、思辨、取舍、提升，以及使正确的审察植入作品血脉之中的精神能力。 　　四、提升宝贵的原创能力是对畸形的复制能力的有力遏制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四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年均产长篇小说800部左右，真正以艺术质量进入评论范围的每年只有几十部，大量注水、或千书一面，用几个模式可以一言道尽的，比比皆是。这已经导致当前文学中数量与质量比的严重失衡，威胁着当今文学的整体艺术水准。这些年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复制浪头”，一个时段什么故事吃香，什么题材耸人，这类作品像事前商量的一样，联袂而出，而且发行业绩出奇地好；而命意独特的深思之作，往往受到冷落。流行总是压倒独创。千篇一律的偷情故事，千篇一律的受难故事，捂住作者名字，你是绝对看不出有啥区别的。不少名家，渐渐形成万变不离其宗的结构“秘方”，把几种他最熟络的审美元素拿来调制一番，就能调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其实他永远在写着同一部作品。 　　最近，阎连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自我重复问题。他说，他面对写作时出现新的重复，明知重复却又无可奈何。早期写作，最重要的重复表现为故事与人物的重复，可当这些重复在努力中还没有完全克服时，新的重复又渐渐显现和突出了。比如《受活》、《日光流年》、《丁庄梦》，它们在故事人物结构上都有差别，都有个性，但在作者认识生活的方式上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新重复可能是创作上遇到的最大尴尬和无奈，是最难打倒和战胜的创作的敌人。在我看来，阎连科算是当今文坛上揭示乡土生存境遇的颇具深度的作家之一，他给自己提出了高要求。他说的是达到一定境界的高层次重复。阎连科尚且如此，可以看出，自我重复、缺乏原创性的问题已经多么普遍和严重。一般来说，作家一生创作都有自我重复的影子，即使有的大作家，自我“重复”的特征也很明显。可是，问题不在重复，而在于精神探寻的递进性，由递进而展示思想和心理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原创性。杰出作家往往以其思想魄力能实现这种跨越，而许多作家的精神探寻则缺乏这种“精神的递进性”，故其创作还不是高层次的原创，形而下的批判远大于形而上的精神超越。近来大家都在谈论如何表现新农村的问题，我看问题不在表态，而在作家们对新农村知道多少，思考了多少。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里说：“对于我们整个文明来说，农民依然是人的原型。”可见，农民——乡土题材不是中国阶段性创作的热点，而是世界文学的母题之一。今天的农村，已不再是鲁迅、沈从文笔下的农村，也不再是赵树理、柳青、王汶石、浩然笔下的农村，甚至都不是高晓声笔下的农村了。所以作家们的评价眼光，价值尺度，主题取向，都有可能发生某些微妙变化。问题的要害是，许多作家徘徊在固有的视角，重复着一贯的认识，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袭用现成的思想精神资源，提不出新问题。诚然，不能低估中国乡土现代转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但对中国农村来说，富于现代性的、健全的人格意识、尊严意识，当代农民的精神建构问题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难道不是亟待研究的新课题吗？“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的结果。 　　在本文里，我谈了四个“最缺少”。按说，“最缺少”只能是单个数。但文学的问题复杂、缠结、非单个数可以厘清。使用“最”字，无非是突出其严重性、紧迫性，以引起注意，引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