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级MA  胡梦琪

     在戏曲的现代戏中，我以为《西京故事》是一部值得敬重的作品。在当下中国，创作现实主义题材并不是一个容易讨巧的选择，而是需要剧作者具有足够的勇气、魄力、担当和能力。单从这一点来看，剧作者就值得我献上自己深深的敬意。处理这样的现实题材，一方面要解决好传统戏曲与现代题材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又要苦心孤诣地去尽力剖析并呈现自己对当下现实的思考，此外还要具有良好的尺度感和点到为止的功力，如此种种，殊为不易。《西京故事》的选材非常写实，人物和故事都是当下人可触可感的，任何描写偏差或是意图倾向都会被轻易察觉，且不像历史剧那样能够采用以古喻今的曲笔和影射，因而没有任何可供“雾里看花”的掩饰。《西京故事》以一个非常朴实的视角切入当下中国可以说是最敏感的现实问题，直面底层人民惨淡的生存现状，呈现出了剧作者对其的洞察和反思。剧作者作为一个思想者，虽不像政治家那样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但思想者的价值正在于为社会抛出问题，敲响警钟，提供一种思索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讲，这部戏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且值得我们深思。

    作为一部戏曲现代戏，《西京故事》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以戏曲方式演绎现代故事的种种矛盾，我觉得戏曲现代戏的主要困境也就在这里：要用戏曲来表现当下的生活，则必须要写实，而包括秦腔在内的古典戏曲又是以写意作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戏曲需要大量的抒情和诗意，而现代戏同时也需要更多理性的思考和表达。并且从观众审美心理上来说，包括了对故事的期望、对程式的欣赏和对唱腔的要求。而一个戏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如何安排这三者之间的比例，权衡三者的个性特征和有机结合，不可避免地成为戏曲现代戏成败的关键。从《西京故事》来看，主创们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尝试。例如从舞台设计上来说，此戏的舞台设计一定颇费了心思，形式与内容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舞台后方的老唐槐挂着吊瓶，看来需要治疗和保护。舞台前方的城中村破落小院，三面围绕，楼顶楼下，一梯攀爬。楼下是斑驳的墙壁，阴湿的房间，逼仄的天井；楼顶是古城墙，老唐槐，二胡呜咽，残阳如血。楼顶和楼下既是在同一个时空，又不是在同一个时空。当演员剧情所需爬上楼顶时，它便只是一个“形而下”的楼顶。而当戏中多次穿插“我大，我爷，我老爷……”这段主题曲之时，楼顶呈现相似的场景，老右派悠然地拉着二胡，伴唱者豪迈地吼着秦腔，这时的屋顶俨然已经是一个“形而上”的写意空间,表达的是人物精神层面的归依和坚持。写实和写意在舞台空间上如此微妙地结合起来,“现实”在下，“精神”在上，穿插交融，相克相生，体现了虚实结合的美学追求。在总体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之中，导演还灵活运用了一些象征主义的手法，例如舞者在屋顶翩然舞蹈的过场戏，“老右派”在屋顶拉二胡、工人们吼秦腔的场面等等，这些都表现着现实背后更为高远的精神世界。

    在运用戏曲程式上，导演有诸多刻意的安排，比如农民工救火一场采用了翻筋斗，主人公罗天福用扁担展示技巧，都从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更多戏曲的味道。罗天福的扮演者李东桥是梅花奖演员，表演细腻，功力深厚，这就保证了这出戏作为秦腔的主要唱段的感染力，也使得这出戏在情绪高潮的时候更加打动人。

    《西京故事》中，老罗夫妇来到西京，应该不止是为了供儿子女儿上大学，因为如今重点大学都有为数不少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贷款可以等工作以后慢慢还清；也不止是羡慕城里人赚钱多而想来赚大钱，因为即便赚钱多开销也大，何况卖千层饼也不过只能在城里勉强度日；更应该不止是来城里看热闹，旅几年的游。他们真正希望的，应该是分享现代都市文明的成果，至少是在城里能立足，有尊严。那么最后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不过是打哪儿来回哪儿去罢了。看着结尾时罗天福拿着几样城里孩子早已不屑一顾的玩具准备回到山里，我不禁涌起一阵阵悲凉，我为他们将重回老紫薇树的庇护而略感安慰，但更为命运的不公和难以挣脱而深深叹惋。此处编剧有妙笔，世事的荒诞莫过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又有几乎一模一样的山里人家带着同样的西京梦开始新的闯荡或许又是新的轮回，等待着幸运女神的眷顾或是真相之神的当头一棒。这戏倒是正好体现了中国底层人民“非常能忍耐”、“遇到困惑，自己消化”的性格优点，不禁令人感慨，在如此僵化和狰狞的社会现实下，中国人的精神可以上升到怎样的高度去适应它。反过来想，是不是当现实逼得人无路可走之时，向自身的精神操守中去吸取养分成了唯一可以勉强维持心态平衡的选择？这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可敬还是可悲？

    作为观众之时，我更多的仍是感性，相信剧作者也和我一样抱着同样的疑问：为什么只能用死扛来回应社会的畸形，为什么一定要让感动的泪水噎住本该怒吼的喉咙？作为思想者，我想我们也抱着同样的希冀：有一天，当更多的甲成和甲秀用自己的学问和财富赢得话语权的时候，但愿迎着西西弗斯滚落的巨石而上的，不止是无数个勤劳善良的父亲几经折断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