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吴民
秦腔作为陕西的代表剧种,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艺术表现力反映了西北人民耿直爽朗、慷慨好义的性格,淳朴敦厚、勤劳勇敢的民风。秦腔的表演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唱腔音乐丰富多彩、优美动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西京故事》在题材上继承了秦腔源于生活、亲近人民的传统,被称为“贴着老百姓心窝”的好戏。该剧也承袭了编剧陈彦为小人物立传的一贯作风,因而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如果说题材的共鸣性仅仅是一部戏成功的基础的话,那么戏曲化的舞台呈现就是一部戏曲作品完成其艺术品格建构的保障。而戏曲化的舞台呈现一直是让现代戏作品深感头痛的问题,以往一些题材优秀的作品,甚至是一些名著改编的现代戏,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解决好这个问题,从而遭致上到专家、下至百姓观众的批评。与此相应,如《金子》《骆驼祥子》等充分戏曲化的现代戏剧目则赢得了持久和热烈的掌声。令人欣喜的是,《西京故事》无论在表演唱腔、舞台美术、结构调度还是在冷热场面衔接、技艺功法展现等方面都可谓“很秦腔”、“很陕西”。无怪乎有观众在剧场高呼过瘾,甚至忍不住用脚跺着节拍,要完全地融入到充分秦腔化、陕西化(故乡化)的艺术世界里去。
这是一个现代寻梦的故事,具有触动人心、引人共鸣的艺术张力。更为关键的是当这种指向与大多数人们遭受的苦难和困厄相契合,其感染力就将如奔涌而出的山洪,一下子侵占了你整个的内心宇宙,久久激荡不息。这就是《西京故事》给人的第一印象。剧中主人公罗天福一家满怀憧憬来到西京寻梦,寻梦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就在于他们有足够寻梦的资格。罗天福是一个人格趋于完美的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他的一双儿女天资聪颖,赛过城里纨绔子弟甚多,他的妻子包容体贴,堪称典范。一家四口谁不称赞,谁不夸奖。但是现实是他们到西京城寻梦,而在西京城享受着美梦的却是坐吃老本、赌博挥霍、人格尖酸刻薄的西京人,“谁叫他们生在西京城”。巨大的现实落差让罗天福一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戏也就在这种变化中徐徐展开了。
“梦既然有,苦就该尝”,这是罗天福的心声,也是他在面对困难时的自励和自解。罗甲成血气方刚,并不理解父亲的退缩和忍让,说他是“阿Q”。两代人的矛盾在都市的放大镜下聚焦成一个点,统领了全剧的基调。姐姐甲秀承袭了父辈坚忍的品格,不仅勤工俭学做家教,甚至瞒着家人捡拾垃圾。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将人们不敢正视、不忍正视的东西给人看。而姐姐的隐忍和艰辛则极大地触发了人们近乎麻木的神经。这是一个信仰萎缩的时代,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被打动。但是当我们直面现实,尤其是直面苦难现实中那一缕缕美好的精神品格,我们仍然忍不住要感动。因为潜藏于我们心底的脆弱神经从未停止跳动,一旦轻轻拨动它,总能产生强烈的共鸣。而这根拨动它的心弦就是甲秀这样美好的心灵。作品对罗甲秀倾注了足够的敬意,以款款的深情将她托至舞台中央。求学的艰辛大约只有求学中的学子最能体会,这大约也是该剧在高校引起轰动的重要原因。捡拾垃圾对于常人而言,恐怕没有概念。笔者在求学最艰辛的日子里曾连续数日食不果腹,一日从国家图书馆闲步至中关村,无聊夹杂饥寒,顾不得那许多了,开始捡拾他人遗弃的水瓶之类。及至大学林立的成府路与学院路口,已拾得瓶罐百余,卖给了同为拾荒者的苦命人,得钱五块(其实应该能值十五块左右)。这是我北上京城所赚的第一笔钱,虽然日后也曾为铁道部供职,成千上万的收入,但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恐怕还是从那个苦命的老妇手中接过的五块纸币吧。
艰辛本身或仅能博得同情而已,如果《西京故事》仅止于铺叙苦情,那是不足以成就其艺术品格的。该剧成功的关键在于对一种民族脊梁式的精神品格的弘扬,一如全剧始终渲染的老树。罗天福说“树对人是有恩情的”,而此剧的意义则在于不独树对人是有恩情的,恐怕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人对人也是有恩情的。正是这份恩情及承载这份恩情的被压弯的脊梁,才是足以成就该剧艺术品格的重要力量。罗天福感叹正是妻子、儿女、父老乡亲让他“一切都不能往下放,正是他们将我卑微的生命照的亮堂”。一句“老罗的担子还得老罗我自己扛”博得满堂喝彩。人们太久没有听到这样铿锵有力的话语了,因而一下子被这句话陶醉了,这不足为奇。罗天福也有疲惫、也有委屈、也有苦楚,他甚至向自己的儿子下跪,要“投降了”、要“放弃了”,但他与罗甲成的逃离不同,他像老树一样重新站了起来。这站起来的力量和勇气正是该剧能够灌溉无数观众心田的玉液琼浆,滋味无穷,绵延不绝。
如果说,《西京故事》的题材及其蕴含的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百姓的心窝贴得如此之近的话,那么该剧的艺术表现和舞台呈现则与西北人民的朴素审美追求贴得更近,完全是秦腔化的、陕西化的,又是戏曲化的、全国化的。总而言之,该剧是十足的戏曲,让人大呼过瘾。十足的戏曲无论是来自西北,还是来自东南(福建古老剧种、温州永嘉昆曲等),抑或是来自任何一隅,都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不仅仅能够打动一方水土,更能够打动宇宙苍生。《西京故事》再次生动的证明了这一点。
该剧唱词优美,堪称剧诗。罗天福的大段唱词寓意深刻,形象生动,如他在经受了儿子出走的打击之后,唱出了:“真想蜷缩进家乡的热炕,真想醉卧故乡的河塘,真想守着我花开如火的紫薇,真想望一望我读书郎朗的小学堂。”四个“真想”将罗天福内心的苦闷和希冀和盘托出,既是一首诗,更是剧中人发自内心的表白,配合秦腔苦情慢板,感人肺腑。罗甲成唱:“走进了城郭,走不平等我的人格”,何等激昂,又何等无奈,这些唱词都是充分个性化,又充分舞台化的,同时又充分符合秦腔激越昂扬的音乐特点。
该剧充分调动秦腔的艺术表现手法,尤其是展示了秦腔唱腔的优美和激昂。该剧留足足够的舞台空间和时间给剧中人唱做,尤其是主角李东桥的演绎,创造了诸多极具表现力的身段。其在得知儿子离家出走之后背着千层饼在车辆如梭的街道行走,舞台动作优美,仿佛让人看到了计镇华先生在《烂柯山·雪樵》一出中的演出,是充分戏曲化,又是充分美化的。此外,全剧还善于利用各个角色的配合和帮腔,一段“我能够把千层饼打得薄似缎,我能把千层饼揉得筋似砖……我能把叫卖声喊得透过三架山”的接唱让人耳目一新,不能忘怀。而农民工的巧妙穿插,既发挥了传统戏曲人物兼带评论者的功能,又调剂冷热,让人忍俊不禁。尤其是救火一场,场上演员的武功让人击节赞叹。全剧的主旋律“我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就是这一唱……”链接诸场,一唱三咏、一咏三叹,让人深深沉醉。东方老伯作为一个没有台词的重要角色,让全剧浑然一体,结构更为巧妙,且寓意更为深刻。
该剧充分发挥了传统戏曲“寓庄于谐、带泪的微笑”的艺术手法。剧中房东一家的穿插安排,既给剧作的主题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同时也使得沉重的主题时时显现出欢乐的气氛。而房东女主人最后的转变又加深了剧作的主题。它至少让我们看到,城乡矛盾并不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当人们失去信仰后的那种浮躁心态与自己的良善本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单靠物质的丰富和金钱的索取是无法解决的,需要罗天福这样的民族脊梁的韧性品格,需要老树般的坚毅而无言的付出,需要羔羊跪地饮奶般的感恩情怀才能够驱散人生路途上的心魔,从而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
该剧舞台布景采用虚实结合的处理手法,巧妙的采用传统的二道幕,并加以改良。前面为主要演出场所,后面是背景衬托。而机关布景的设置又加强了剧作的表现力,让人耳目一新又不觉抵触,既尊重传统又有所创新。
在这个世事艰难的年代,在这个信仰萎缩的年代,《西京故事》给疲惫的现代人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